李晗 陆迁｜数字金融与家庭发展韧性——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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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与家庭发展韧性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李晗，陆迁

一、引言

在脱贫攻坚战略的部署下，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如期解决，然而，在我国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低收入家庭仍然非常脆弱，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扶贫战略的重点工作，2022年与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指出，要牢牢守住防止大规模返贫的底线。基于此，立足于不可预测的外部环境，探索提高家庭发展韧性的路径，既有助于引导家庭应对外部风险，逃离贫困陷阱，同时也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指导意义。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移动支付系统和P2P借贷平台为代表的数字金融正在改变着家庭支付、消费、投资等金融行为。在理论层面，数字金融以其便利、低门槛、低成本等特点更有利于发挥金融的基础功能，让更多的人以合理成本获取更加公平的金融服务；同时，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助于分散或规避金融风险，优化资产配置效率，提升经济收益。因此，数字金融影响家庭福利的机制可能与Ravallion提出的反贫困干预措施有效性的两个核心条件相一致，即保护家庭免受冲击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从该角度出发，数字金融将有助于塑造家庭韧性，最终可能带来家庭经济的持久性增长。然而，现有关于数字金融影响家庭福利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认为,数字金融因其普惠性，更有助于低收入群体平滑消费，提高收入，并拓展生计类型;另一些研究则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数字金融在家庭长期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明显，因其规模小、时间短、成本高等特点甚至加剧了贫困。造成上述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基于中国情境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分析数字信贷的作用，忽略了其他数字工具（如移动支付、互联网理财等）的福利效果。另外，现有文献倾向于使用区域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与微观家庭福利来建立因果联系，往往忽略了数字金融是如何通过影响区域经济发展而作用于微观家庭的，也即数字金融可能存在的溢出效应。国外的研究则基于不同的金融工具考察数字金融的局部均衡效果，忽视了不同数字金融工具之间的异质性。理论预期与实证结果的不一致带来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变革性的金融创新能否超出平滑消费的作用，进而起到促进家庭长期发展、提高家庭韧性的作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数字金融发展又是通过何种路径影响家庭长期发展？该问题的回答有助于理解数字经济时代技术进步的社会变革性。

现有文献在考察数字金融作用效果时主要围绕家庭收入与消费来关注短期福利改善，忽略了家庭面临着不确定外部环境这一特征事实，立足于技术进步关注数字金融长期影响的研究非常有限。正如Suri指出的，金融科技创新在家庭经济长期发展方面的影响仍是未打开的“黑箱”。发展韧性作为连接外部冲击与长期发展的纽带，将风险与不确定性纳入家庭福利分析框架，描述了家庭抵御冲击并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为有效分析威胁弱势群体福祉的冲击和压力提供了新视角。本研究应用Barrett and Constas基于贫困陷阱、脆弱性和生态韧性有关的方法和理论所提出的发展韧性概念，即个人、家庭或者其他综合单位在面对各种压力或多重冲击后长时期内避免陷入贫困的能力。另外，经济影响评价的文献大多是在完全确定性假设下评估方案效果的，Cisse and Barrett通过对福利函数条件期望和方差的估计，将发展韧性量化为家庭抵御冲击和保持非贫困能力。事实上，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一旦遭遇风险事故，就可能导致社会成员陷入贫困或者困境，而关于数字金融能否塑造家庭保持非贫困能力的研究尚属空白。从韧性视角考察贫困动态，能够更加明确地考虑经济主体应对外部冲击进行的结构重组、系统更新与生态反馈，从而可以深入了解家庭在可预见的未来避免陷入贫困的可能性。Phadera的研究指出，根据条件矩函数可以区分估计效应是主要归因于条件均值还是归因于条件方差的变化。这些对于处于或接近贫困线的家庭尤其重要，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外部干预措施的影响，从而深入了解家庭发展能力，以避免低收入家庭在可预见的将来陷入贫困。因此，家庭发展韧性的研究对于当前中国预测返贫风险、设计干预政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上述理论逻辑，本研究在微观福利分析框架下，从静态增长、动态波动和整体韧性三个方面分析数字金融在促进家庭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方面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3—2019年四轮家庭调查数据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数字金融与家庭发展韧性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做了贡献：首先，本文将数字金融与家庭发展韧性联系起来，从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异质性影响等多维度记录了数字金融这一新兴的社会变革力量如何提高家庭抵御外部冲击以及保持非贫困的过程，为进一步理解如何提升家庭长期福利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其次，本文梳理了数字金融影响家庭发展的成功因素，这不仅有助于澄清数字金融影响低收入人群经济发展争议的实质，也为今后创新社会保护政策和发展数字金融市场提供理论支持；最后，本研究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提升发展韧性的路径。尽管现有文献对通过干预措施提升家庭发展韧性的讨论很多，但对一项措施能否改变一个家庭在可预见的将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少以实证的方式上加以审视，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发展韧性的测度要求以高质量的年度数据来跟踪家庭经历的短期冲击以及福利动态，本研究利用完整且详细的家庭经济方面的跟踪数据量化了中国家庭福利状态的特征变化以及数字金融在塑造家庭发展韧性中的作用。

二、数字金融影响家庭发展韧性的机理分析

发展韧性在概念上根植于贫困陷阱理论，关注家庭遭受冲击后保持非贫困的能力。因此，提高发展韧性应侧重于增加家庭资本，降低下行风险，并改变阻碍发展的潜在结构性特征。然而，现有研究对如何提高家庭发展韧性的关注较少，仅少量文献研究了公共政策对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例如，Phadera基于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资产转移对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李晗基于2011—2017年CHFS数据研究了中国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就本文关注的内容而言，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的结合体，基于普惠性特征能够使家庭以较低的成本满足资金需求，进行资产配置，可以为低收入家庭在发展过程中提供较高的变革性力量，实现家庭长期发展目标。

（一）直接传导机制

数字金融通过风险分担机制提高家庭发展韧性。由于存在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道德风险等现实情况，低收入家庭很难平滑失业、疾病等外部冲击的影响，极有可能陷入贫困陷阱。同时，考虑信息不对称、固定成本等原因，传统金融体系往往将低收入群体排除在服务外。然而，数字金融以其大数据优势，能够以低成本、广覆盖和可持续的包容性金融模式，为低收入家庭提供金融服务。数字金融化解家庭外部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字金融凭借自身的信贷平台能够缓解家庭信贷约束。数字信贷作为新型借贷来源扩展了家庭资金来源，进而帮助面临冲击的家庭平滑消费，并且鉴于其用款成本较低（与民间借贷相比），也不太可能使家庭陷入债务和破产危机。Suri的研究指出，数字信贷通过缓解信贷约束降低了外部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Hong利用支付宝提供的独特账户数据，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提高了使用者的风险承担能力，并显著提高了使用者的风险收益。二是数字金融拓展了家庭风险分担网络。移动支付通过提供更为广泛的汇款渠道，拓展了家庭的风险分担网络。Upton的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往往利用非正式的风险分担网络来平滑其消费，以应对疾病或死亡等意想不到的特殊冲击。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有限承诺等原因，传统汇款模式下个人之间转移资金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而移动支付允许个人资金通过手机以廉价（或免费）、快速、安全的方式发送到全国各地，从而大大增加了家庭可以利用的汇款网络。Jack在肯尼亚的研究指出，移动支付通过汇款机制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有助于家庭分担风险、平滑消费。因此，数字金融能扩展借贷渠道，缩小借贷时间与成本，有助于较快地减少外部冲击对家庭经济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数字金融通过风险分担机制提高家庭发展韧性。

H1-1：数字金融通过提供信贷资金降低外部风险冲击。

H1-2：数字金融通过拓展风险分担网络降低风险分担。

数字金融通过资产积累机制提高家庭发展韧性。在外部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发展韧性的提高意味着家庭要从低水平发展路径转向高水平发展路径。这就需要在当期对家庭融入高回报活动进行远期投资，变革资产积累路径，从而远离贫困陷阱。数字金融通过资产积累提高家庭发展韧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数字金融在提高家庭风险承担水平的同时缓解家庭资金约束，有助于家庭投资生产性资产。特别是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生产性资产有助于家庭变革经济发展模式，促进其进行高回报活动。Phadera关于贫困陷阱的研究强调，旨在提高家庭资产的干预政策能够将人们转移到利用个人才能的职业，有效地帮助其家庭摆脱贫困陷阱。数字金融通过提供便利的资金支持为家庭融入更高价值链活动（例如创业、外出务工等）提供启动资金，从而有助于家庭变革经济发展路径以及增强韧性。尹志超对中国移动支付的考察发现，移动支付对落后地区家庭的创业决策与经营绩效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数字金融以现代通信技术为基础，能够促进金融信息获取，提高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的多样性。金融知识水平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家庭有效的投融资需求，制约了家庭资产的合理配置，进而从整体上阻碍了家庭理性经济决策和福利水平的提升。数字金融在现代社会的快速渗透，与家庭产生了深度的社会互动，从而促进了家庭破除金融市场参与门槛，降低了家庭极端风险投资的可能性，有助于提高家庭资产收益。因此，本研究认为，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改善家庭资产水平来提高家庭长期发展能力，进而促进家庭韧性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数字金融通过资产积累机制增加家庭韧性。

H2-1：数字金融通过促进家庭投资生产性资产提升资产积累水平。

H2-2：数字金融通过优化家庭资产组合提升资产积累水平。

（二）间接传导机制

数字金融对于家庭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数字金融发展通过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进而对家庭发展韧性产生经济溢出效应。数字技术革命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研究发现其对投资、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诸多领域产生冲击与影响。数字金融在区域之间的创新、应用、扩散，与数字技术类似，直接影响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因此，数字金融的溢出效应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首先，数字金融驱动宏观经济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就业岗位增加。最为典型的是移动支付的发展广泛地创造了平台就业岗位。另外，低收入家庭更多地利用非正式的风险分担网络来平滑其消费。在数字金融技术广泛传播的背景下，未直接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够通过社会网络中使用数字金融的用户来分散风险。因此，本研究认为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溢出效应对家庭发展韧性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3 数字金融通过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溢出效应。

H3-1 数字金融通过创造就业岗位产生溢出效应。

H3-2 数字金融间接通过风险承担网络产生溢出效应。

总的来说，本文认为在面临风险增加时，寻求风险分担的家庭一方面能够便利地获取金融服务以降低风险冲击，更重要的是数字金融能够为低收入家庭投资生产性资本提供便利的资金支持，增强了低收入家庭自身力量。同时，数字金融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而产生溢出效应，最终缓解或者抵消外部冲击带来的福利损失，促进家庭长期发展。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来自西南财经大学2013—2019年开展的四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CHFS数据是中国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之一，该数据集收集了除西藏、新疆、港澳台等地区以外的29个省份家庭和个人的微观数据，数据内容涵盖家庭人口特征、收入与消费、资产与负债等多方面的微观信息，为研究中国家庭经济动态变化提供数据支持。基于研究内容与数据可得性考虑，本研究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将家庭数据与个人数据相匹配；由于滞后期的加入，本文将2013年、2015年、2017年、2019年四期数据处理为三期平衡面板数据。

（二）变量设定

1.家庭发展韧性。本研究借鉴Cisse提出的矩估计方法对发展韧性进行测度，并结合李晗和陆迁的研究，将发展韧性量化为一个家庭将消费水平维持在贫困线以上的概率。具体估计过程如下：

首先，假设家庭消费服从一阶马尔科夫过程：

其中，W_it代表消费指标；W_i,t－1为消费滞后项，j代表高阶中心距的阶数，考虑多重均衡贫困陷阱理论的典型S形动态特征曲线，本文将k取值为3；X_it是影响家庭消费的其他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口、经济、社会等特征；ε_Mit为随机扰动项，下标M代表期望方程。

其次，利用随机误差项ε_Mit零均值假设（即E［ε_Mit］=0）,估计家庭i在时间t的条件期望预测值：

再次，用V表示方差方程，参照Just和Antle使用一阶中心距的残差来估计二阶中心距方程，本研究设定如下方程：

同样，遵循零均值假设E［ε_Mit］=0，家庭i在时间t的条件方差的预测值可表示为：

最后，本研究遵循Barrett的分析框架，将发展韧性（ρ^{^}_it）定义为家庭i在时间t内的消费高于贫困线（W^-）的概率。具体方程设定如下：

2.数字金融。本研究主要关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经济的影响。首先，为估计数字金融的一般均衡效应，参照吴雨等、谢绚丽等的研究，采用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数字金融的衡量指标。该指数以蚂蚁金服的交易账户大数据为基础，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三方面对中国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为提高研究精度，本研究使用2014—2018年县域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将其分别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相匹配。宏观区域指数存在一个缺陷，在于其不能准确建立数字金融与家庭福利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因为数字金融最主要的效应来源于其使用相对应的金融工具，区域层面的数据不能准确识别个体数字金融使用状况。另外，区域层面数据只能识别数字金融与家庭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尚不能准确识别数字金融的溢出效应。因此，需要谨慎对待基于汇总数据的数字金融对现代社会的描述。为准确建立数字金融与家庭福利之间准确的因果联系，本研究区分了数字信贷、移动支付以及互联网理财对家庭的影响。具体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9年问卷中受访者所使用的支付方式、互联网借款以及互联网理财产品购买情况（表1）。由表1可知，样本中超过一半的家庭使用移动支付工具，但数字信贷的使用范围较小，仅占样本的0.22%。另外，由于中国互联网理财产品通常由移动支付工具提供（例如，支付宝提供的余额宝，兼顾储蓄与支付功能），所以使用互联网理财的家庭也较多，占样本的32.23%。

3.工具变量。本文首先考察的是区域层面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在逻辑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反向因果问题，即家庭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会影响区域整体的数字金融发展。然而，从理论上讲家庭经济发展水平的稳步提升，可能会促进金融市场朝着更加便利和低成本的方向发展，进而促进数字金融发展，因此有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问题。另外，由于家庭发展韧性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可能同时受到区域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即存在由于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为缓解内生性问题对本研究结果的影响，需要使用工具变量法对基准回归进行重新估计。参照吴雨和张勋的研究，本研究分别使用家庭所在地区与杭州的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其原因是，本文使用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主要是利用支付宝交易账户大数据编制，而支付宝的扩张足迹主要围绕浙江省杭州市，再逐步渗透到其他城市，因此该距离与各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存在直接关系，而在逻辑上家庭经济发展水平与杭州的距离不存在直接关系。另外，由于杭州处于长三角城市群，到杭州的距离与到上海等一线城市的距离大致重合，都市圈对家庭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区域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证实，因此上述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可能错误地将都市效应归结为杭州。因此，本研究参照何宗樾的研究，进一步利用与一线城市的距离进行安慰剂检验。

4.其他控制变量。参照Phadera的研究，本文主要控制了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区域特征。户主特征主要包括户主年龄及其平方、性别、受教育年限、户籍特征。家庭特征主要控制了家庭收入、家庭资产、家庭规模、家庭抚养比以及2014年以来家庭是否遭受负面冲击等。区域特征控制了家庭所在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比等，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最后，本文分别将2015年、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2014年、2016年、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区域宏观数据相匹配。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三）实证方法

本文将数字金融纳入家庭韧性提升的分析框架中，构建基本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i代表家庭，j代表家庭所在的城市，t代表年份；res_ijt为家庭发展韧性；fin_ijt为家庭所在县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X_ijt代表可能影响家庭发展韧性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户主、家庭以及家庭所在地区等特征变量；φ_i代表家庭固定效应，用来控制家庭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φ_t代表年份固定效应；ε_ijt为随机扰动项。考虑家庭发展韧性可能在区域之间存在相关性，本研究在实证分析时将标准误在县域层面进行了聚类。

式（6）反映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发展韧性的直接影响，本研究引入中介变量，进一步考察数字金融对家庭发展的影响机制。按照江艇关于中介效应的建议，构建如下方程以检验理论分析所提出的影响机制：

模型（7）中，med_ijt代表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发展韧性的中介变量；shock_ijt代表家庭所受的外部冲击；其余变量含义与模型（6）一致。具体的，本文将家庭借贷规模、借贷来源以及家庭资产情况，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和就业岗位等数据纳入数字金融的分析框架。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表3报告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发展韧性影响的估计结果。（1）列表示按照发展韧性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根据公式（6）进行的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并加入控制变量与固定效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家庭发展韧性的回归系数为0.031（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金融显著提高了家庭发展韧性。由于发展韧性是一个由0到1的数值，本研究假设发展韧性服从二项分布，按照广义最小二乘法（GLM）估计了公式（6）。（2）列表示控制了家庭、时间固定效应后数字金融对家庭发展韧性的平均影响，回归系数为0.021（在1%水平上显著）。（3）列在（2）列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基本不变，回归系数为0.027（在1%水平上显著），两个模型结果基本一致，表明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上述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有效提高家庭发展韧性。首先，从概念上讲，数字金融通过拓展家庭信贷和收款渠道，可以让他们较为便捷地获取资金，弥补家庭资金上的困境，有助于家庭平滑消费，抵御外部冲击。短期内降低家庭福利波动对家庭发展的影响。其次，现有研究表明，没有外在干预，低收入家庭将长期处于低收入水平。数字金融通过打破资金获取限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家庭进入高水平经济活动，其主要原因在于数字金融刺激了家庭投资。因此，本文认为数字金融能够起到超越短期福利改善的作用，对家庭长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由发展韧性估计方程（5）可知，提升发展韧性的两个途径，一是家庭福利条件期望上升，二是家庭福利大于设定的阈值时条件方差下降。为此，本文借鉴Phadera的方法，按照基准回归设定的方法，将被解释变量分别更换为家庭消费条件期望的预测值与条件方差的预测值，以检验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对贫困家庭发展韧性的作用路径。表3的（4）列和（5）列汇报的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家庭消费条件期望的影响显著为正，对条件方差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说明，数字金融对于家庭发展韧性的作用效果，一方面来源于家庭向上流动趋势的提升，另一方面来源于家庭福利波动的降低，即数字金融在家庭发展中起到“压舱石”的作用。总的来说，数字金融保障家庭福利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能够抵御外部风险，实现稳定增长。

（二）内生性分析

数字金融与家庭发展韧性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以及估计模型可能遗漏重要变量的问题，因此本研究采取工具变量法来进行内生性分析。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为家庭所在地与杭州的球面距离。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数字金融发展指数是随时间变化的变量，而家庭所在位置与杭州的距离是不随时间变化的，直接使用工具变量将会导致估计失效，因此本文将距离变量与各年数字金融发展指数的均值进行交乘。

表4汇报了工具变量第一阶段估计结果，（1）列汇报了家庭所在位置与杭州的距离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由估计结果可知，家庭所在地区与杭州的距离与数字金融发展之间显著负相关，说明离杭州越近则呈现越高的数字技术渗透性。同时，本研究还对第一阶段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即将与杭州的距离更改为四个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距离。从表4可以看出，只有到上海的距离显示出与数字金融发展之间呈现显著关系，没有证据表明与其余三个城市的距离与数字金融发展之间具有显著关系。这是因为，上海与杭州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但是，对比两个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的统计量发现，与杭州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更具解释力，这与Hong的研究结论一致。

表5的（2）列汇报了采取工具变量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首先，对工具变量有效性进行考察发现，第一阶段F统计量分别为18.12和19.36，均大于10，说明工具变量均满足相关性特征。其次，Hansen统计量的p＞0.1，无法拒绝工具变量外生性的原假设。上述结果说明，本研究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估计结果表明，以与杭州的距离作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每增加10%，家庭发展韧性将会增加5.6%。同样的，使用与上海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数字金融的系数较小，且显著性有所下降。根据Hong的解释，上述结果可能的原因为，上海与杭州附近等城市的影响经常与高GDP相关，对GDP的控制将会减少一部分距离效应。综上所述，与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发现，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系数有所扩大，但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差不大，表明由于反向因果与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较弱，这也进一步说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五、进一步分析

（一）影响机制分析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家庭发展韧性具有促进作用。那么，该金融创新影响家庭发展韧性的传导机制是什么？由于发展韧性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指标，可以分解为静态增长和动态波动，正如前文理论分析所述，数字金融可能通过保护家庭免受冲击并刺激家庭生产力发展来提高家庭发展韧性。本研究主要从数字金融的风险分担作用和资产积累作用来解释基准回归成立的原因。

1.风险分担机制。数字金融通过风险分担提高家庭发展韧性。为了检验该传导机制是否成立，本研究将家庭自2014年以来是否受到外部冲击纳入实证分析框架。表6（1）列验证了数字金融的消费平滑作用，体现了数字金融的短期直接效果。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数字金融显著缓解了外部冲击对家庭消费的负面作用，假说H1得证。进一步，从表6（2）列、（3）列、（4）列分别汇报了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数字金融对家庭借贷渠道、互联网借款情况以及民间借贷情况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存在外部冲击时数字金融显著提高了家庭的借款渠道，同时数字金融不仅促进了互联网信贷规模，还明显提高了民间借贷规模，但数字金融对民间借贷的影响要远远高于互联网借贷，这说明数字金融发展一方面给家庭提供了来自互联网阶段的新渠道，另一方面数字金融的发展改善了民间借贷。因此，假说H1-1和H1-2得证。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技术发展催生了更加便利的互联网借贷平台，有力地降低了家庭借款难度。另外，移动支付的发展可能大大降低了汇款的信息、监督与承诺成本，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汇款机制较为快速地提高家庭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这与Jack的研究结论一致。该发现也拓展了现有研究对于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理解，因为以往研究大部分将数字金融缓解信贷约束的机制解释为互联网借款。结合表1中的统计描述，现实中对于数字信贷的使用率并不高，因此，移动支付的作用可能更有力地改善家庭风险承担网络。本研究将在异质性分析部分进行详细检验。

2.资产积累机制。数字金融通过资产积累机制提高家庭发展韧性。为了检验该机制是否成立，本研究分别检验了数字金融与家庭资产状况的关系，以及数字金融与家庭工作状况的关系。表7汇集了相应的结果，（1）列和（2）列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家庭资产总额和生产性资产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金融显著促进家庭资产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生产性资产。因此，假说H2和H2-1得证。另外，对家庭资产投资组合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提高了家庭的投资组合多样性，假说H2-2得证。对于家庭就业的考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即数字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家庭转向更加稳定且回报更多的职业类型，这说明数字金融有可能在家庭长期发展中起作用，特别是针对低收入家庭。数字金融有利于打破家庭获得资本的障碍，促进其进入高回报活动，并将低收入家庭从低水平发展路径转向高水平的增长路径。这一研究结论与直接研究资产转移的长期效果的研究一致，即旨在增加家庭资产水平的干预措施能够打破贫困陷阱。该结果也契合发展韧性的概念，即数字金融通过家庭资产积累显著提高了家庭抵御外部冲击、避免陷入贫困的能力。

 3.溢出效应。数字金融通过影响宏观经济与社会网络对未使用互联网家庭发展韧性产生的影响。为了验证该传导路径，本研究首先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表8的（1）列给出了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其次，本研究将样本限制在未使用互联网的家庭，并将数字金融数据与家庭就业数据建立联系。实证结果如表8（2）列所示，数字金融显著提高了未使用互联网家庭的就业率。本文又对数字金融影响家庭应对风险时的承担能力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显著提高了家庭借贷的金额。综上所述，说明数字金融对未使用的家庭同样存在溢出效应，假说H3、假说H3-1和H3-2得证。

（二）异质性分析

尽管本研究已经论证了数字金融在家庭发展韧性方面的有效性，但本研究使用的数字金融数据是区域层面的汇总数据，上述研究尚不能对不同数字金融工具的差异影响作出清晰的判断。对于该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金融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因此，本研究分别从异质性金融工具方面对家庭数字金融影响家庭发展韧性的异质性进行讨论。该部分分别从家庭金融工具使用层面验证了数字信贷、移动支付、互联网理财在家庭发展韧性中的作用，并进行了横向比较。

表9的结果显示，只有移动支付和互联网理财对家庭发展韧性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没有发现数字信贷显著影响家庭发展韧性的证据。可能的原因在于，当前数字信贷还款期限短（花呗等工具均要求一个月还款，借呗最长借款期限为12个月），借款额度小，以及长期借贷用款成本高（以支付宝借呗为例，虽然日利率只有0.015%左右，但综合年利率高达15%左右）等问题，导致当前对资金需求高的经营项目互联网信贷采用率不高。同时，互联网信贷与移动支付相比，移动支付在家庭中的作用更大。

（三）数字金融的潜在风险讨论

受数字素养与经营规模约束，低收入家庭始终处于数字经济资源分配的劣势地位。因此，现有研究对于数字金融发展潜在的担忧在于“数字鸿沟”是否出现，从而对低收入家庭的福利产生负面影响。为检验是否存在“数字鸿沟”以及对家庭福利的影响，本文将家庭分为脱贫户和普通家庭，通过异质性分析考察中国数字金融发展是否存在“数字鸿沟”，以及对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10，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脱贫户与普通家庭发展韧性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数字金融不仅能够起到防止普通家庭抵御外部冲击的作用，也有助于脱贫户巩固自身力量，增强保持非贫困的能力。同时，虽然与于普通家庭相比，数字经济对脱贫户的影响要小，但对于脱贫户的考察，我们并未发现“数字鸿沟”的存在,这从侧面说明数字金融具有普惠性质，也印证了张勋的研究结论。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2013—2019年四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直接传导机制、间接传导机制两个维度阐述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效应与内在机理。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数字金融显著提高了家庭发展韧性，并增强了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主要通过风险分担、资产积累以及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等途径提高家庭发展韧性，即数字金融通过保护家庭免受冲击并刺激家庭生产力发展提高了家庭发展韧性；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于低收入群体和普通家庭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进一步，对数字金融的溢出效应进行验证，尚未发现数字金融带来“数字鸿沟”现象。另外，在当前中国情境下，移动支付在塑造家庭发展韧性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他数字金融工具。

根据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大数字金融建设力度，提高居民金融素养。由于数字金融有助于提高家庭发展韧性，相关部门应进一步推动数字金融的发展，提高其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进而提高家庭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一方面，政府应按照因需施教的原则，联合当地银行共同制定有关数字金融服务与电子商务发展的培训活动。具体来说，地方政府应邀请专家或者志愿者活动，加强数字金融知识的普及与推广，特别是针对低收入人群与农村地区，应进一步普及现代通信技术与通信网络，打破资金流动的时空限制。另外，数字金融平台应提供在线培训服务，解决农村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第二，创新金融产品，刺激生产性投资。虽然在理论上数字金融对于缓解家庭信贷约束、提高资金来源具有显著作用，但当下中国家庭主要使用移动支付进行民间借贷，而数字信贷使用率较低，特别是针对生产经营用途，因而，促进家庭福利提升与社会变革，应进一步改善数字信贷在产品设计与服务对象方面的作用。具体来说，应鼓励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以支持农业生产与大众创业。首先，政府应加强银行和数字金融平台结合数字金融大数据信息对于家庭的信用评级，并制定清晰地针对创业者数字信贷的制度规范；其次，建立数字创新合作平台，促进家庭创业者、技术开发者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加速数字金融产品的研发和推广，例如提供开发者工具和API，降低数字金融产品开发的技术门槛；最后，政府应倡导银行及金融机构提供数字化业务咨询服务，帮助家庭创业者优化业务流程，提高效率和降低运营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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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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